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运行机制、战略选择机制、政治保障机制和价值目标取向等问题的理论审视，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动力、方法和途径问题的科学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现代化运动成功经验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在今天的合理借鉴和运用。  
一　理论的渊源：两种思想的交汇  
（一）西方发展理论及世界现代化运动  
20世纪中后期，是世界现代化运动此起彼伏、高潮迭起的时代，一场以新技术革命为核心涉及各领域的社会变迁正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也给正处于衰败中的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日、美、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获得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亚、非、拉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力图在这场规模宏大的世界现代化运动高潮中尽快摆脱因殖民主义等原因造成的不发达状态。他们的这些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以及亚洲的“四小龙”、“四小小龙”等。这些国家所获得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无疑与当今国际社会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理论的成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这些理论比较科学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切入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结合点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例如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了利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差异性，把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换相结合的切入方式，它在亚太、拉美许多利用低廉劳动力优势发展加工工业的国家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我国特区经济的成功经验所证实。其次，它们比较科学地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协同性问题，探索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措施。例如普雷维什“中心——边陲”理论，及其“进口替代”战略等，它们在拉美、亚太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三，西方发展理论还系统地论证了发展战略选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罗斯托的“起飞”阶段问题，贝胡的成长点（成长极）选择问题，缪尔达尔的扩散、回波效应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为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主导部门和经济成长点以及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问题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取得较大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发展问题的后遗症”。比如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增长与发展不同步的问题，增长与发展负相关问题等。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确是我国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加以慎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历史和时代的演进，也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本世纪70年代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一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革命中资本主义发展战略调整，它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二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所引起的。马克思在他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中，曾独创性地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明了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根本动因以及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现代性特征，但是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其对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如何跃迁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等问题，一直存疑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