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是最早在这种“峡谷”中探索的先行者。本世纪20年代前后，他先后提出过“直接过渡”和“迂回过渡”的设想，并创设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管理方法＋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但是，由于列宁的早逝，这一设想并未获得忠实、彻底的贯彻，到最后被逐步演变成一种背离列宁思路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苏共20大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但是，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在实施这些战略构想时却选择了错误的发动机制——“大跃进”战略和人民公社运动，实质又回到了“阶级斗争”的动力论，这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探索的严重失败，最后形成了一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左”倾模式。  
（三）两种思想、两种理论的交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家的宏伟气魄，从世界现代化运动及其理论发展的宏大背景中，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科学体系，并使这一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地走向成熟、完善。  
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在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它最深刻的思想根源。这主要表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也为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框架的建构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它们的有些原理、观点甚至直接构成了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素材，比如生产力动力和生产力标准问题，社会矛盾的演变和社会主义改革问题，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保障问题等等。  
无庸置疑，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和当代西方现代发展理论对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也发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在世界现代化运动这一巨大背景下发生的，因而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许多具体内容中无疑地带有这一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痕迹。比如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的科学贡献和科技、教育的作用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中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问题，以及发展战略重点中的能源、交通、通讯等产业关系问题等。其次，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有些内容是受到西方现代化运动成功经验及其理论的启发，并被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后所形成的。比如战略选择机制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理论特区的成长、辐射、扩散效应等，以及以经济非均衡波动为前提的台阶式发展和机遇问题等等。  
综上所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广阔的时代背景的。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相交汇的产物，它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成果的成功吸收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理论视野，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