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的伦理思想
鲁迅的伦理思想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与他的启蒙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一致指向他毕生所努力要实现的“立人”目标,具体表现为主张“幼者本位”、“弱者(下者)本位”、“生存本位”、“独立本位”。南京求学时期,鲁迅接触了《天演论》等进化论著作,最先形成了“幼者本位”的伦理思想。“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虽然这一思路在1927年血腥的现实面前“轰毁”了,但也说明他在(南京求学以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是相信进化论的,“幼者本位”的伦理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父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只有孩子才能代表将来,所以被称为反封建主义总序言的《狂人日记》最后的呐喊就是“救救孩子”。与“幼者本位”相联系,“弱者本位”是鲁迅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针对家庭伦理关系,后者针对社会伦理关系。同情弱者虽然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但在伦理关系上以弱者为本位,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社会的实际情况总是强者欺侮弱者。鲁迅在他的创作中,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为受奴役者呐喊助威,鼓励他们起来反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对弱者的总体态度。阿Q很可笑,但更可悲;少年闰土活泼可爱,中年闰土麻木可怜;祥林嫂带着内心的痛苦和恐惧
走向死亡;单四嫂子失去了“明天”。同情他们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痛苦,致力于“立人”的启蒙工作,正
是作者“弱者本位”思想的体现。人要生存发展,还要独立自由,这就是鲁迅“生存本位”、“独立本位”的伦理思想。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他认为在封建专制下,“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人的历史可以分为“一乱一治”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文明只是从过去一直排到现在的“人肉的筵宴”,“仁义道德”只是表象,其实质是“吃人”。中国民众“在等级的隔离和特权的箝制中变得愚昧与麻木,安于自己的被奴役和虐杀,却又有奴役和虐杀别人的机会,因此就其乐融融地‘陶醉’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鲁迅直接指出,封建思想文化犹如细腰蜂一般,用其毒素麻醉人的神经,统摄人的思想,制驭人的行为,使人思想不得,动弹不得,等着被吃,也等着吃人。这是一幅封建专制下的血腥画卷,人是“非人”,是不独立也不自由的存在。很显然,他认为人必须是自由存在的“自体”,才能成为自觉独立的人。鲁迅独立自由的伦理哲学,充分体现在《野草》里。树叶落尽,伤痕累累,却“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两株枣树(《秋夜》),就是自觉独立、自由存在的意象。“影”(《影的告别》)要向人告别,但不愿去天堂、地狱、黄金世界,不愿消失在光明里,也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宁愿在黑暗里沉没,彷徨于无地,因为“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追求的正是独立自由的存在。在《求乞者》里,鲁迅表达了对求乞者和布施者的“烦腻,疑心,憎恶”,表示自己决不布施,他痛恨求乞者舍弃人格上的独立自由,痛恨布施者的助恶。“过客”(《过客》)在不知所往的情况下仍然不停地向前走,不听从“老人”和“小孩”的劝阻,不接受施舍,不役于他人,也不役于它物,是要在行动中显示自己的存在,保持存在的独立和自由。“战士”(《这样的战士》)面对“无物之阵”里“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不为所惑,“他举起了投枪